写作的源头
在地的艺术实践
这里的“写作”，源自罗兰·巴特于《写作的零度》中指出的，约定俗成之语言和内在形式之风格之间的协同实践，在艺术家这里，约定俗成之语言成为具有共感形式或共同经验的材料、事物等，而内在形式之风格则成为艺术家在实践中的思考和寻求可感、可见形式的行动探索。
余果说，他最初误解“艺术家写作”就是像展览前言、艺术家自述、创作访谈中的情绪化表达等一类的写作，现在经过讨论发现不是，更不是文学家写诗歌、写小说意义上的写作。观察员倪昆认为，艺术家的工作和文学家的工作，是两种媒介实践，当我们谈论“艺术家写作”的时候，最好能够清楚语言在媒介转换中的特殊性和共通性。针对“艺术家写作”，王海川特别提出来，也许称为“写做”更合适，因为艺术家的工作更多是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清晰的。
石青把艺术家写作理解为“第二写作”，是当代艺术在图像生产被消费化的情况下重拾理性和批判，作为艺术家工作的一个停顿或悬置。所以它并不是艺术家自述、艺术评论或展览前言，也不是艺术家在创作访谈中的情绪化表达。在“艺术家写作”这里，写作是作为一种语境构造能力被提出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尤其需要语境的生产能力，如此工作需要靠写，而不是图像的堆砌。这种艺术家写作，或许也可以称之为艺术的写作性。
▲芬雷
芬雷以艺术家余果、李勇、王海川三人的实践和作品为例，提到写作其实早已存在艺术家的工作当中。比如余果的影像，比较重视艺术实践中可感、可见的关联物，像手电筒、弹弓、收音机电波等；而李勇的作品，是基于意识形态对物体使用或形式塑造的解构，因此是关于可感、可见艺术形式的再分配。王海川分享了他的铜元局计划和作品，其中关于重构社会的实践，是对现成物甚至是废弃物的重新使用，通过艺术形式对集体的公共使用和个人的私自使用之间关系进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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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汇当代美术馆
